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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：很多話題需要進行面對面的交流，大家見一面陳功先生確實也不容易，接下來，咱們繼續把時間留給陳功先生。
陳功：咱們談談企業風險這個關系到大家發財的問題。企業風險是個大問題，企業剛剛建立的時候，可能就是人、財、物、產、供、銷這些方面最重要，但是一旦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，上了軌道，就會開始關注風險問題了，對企業家而言，最大的風險問題其實應該是方向問題，是在軌道上跑著、跑著可能掉到坑里邊的問題，因為那樣就會前功盡棄，風險就太大了。
談到企業的風險問題，所有的企業家可能都應該關注的就是過度生產，過度生產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問題。什么是過度生產？就是相對于需求而言，資本推動的生產規模遠遠超過了需求，這個時候就是過度生產。這種過度生產在中國嚴重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們可以回想一下，過去短缺經濟的時代，破家電大家都是要排隊去搶的，因為我們什么都沒有，處于嚴重短缺的狀態，只要能生產出來，根本就不愁銷路，是一定能賣掉的。后來，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多和技術的進步，中國已經走出了短缺經濟的時代，這個時候世界的產業轉移也開始了，剛才我講，從美國到日本，日本捕捉到機會以后就起飛了，所以我們后來在中國看到很多夏普冰箱、東芝電視等日本的產品。然后產業又轉移到了亞洲四小龍，亞洲四小龍就是所謂的韓國、臺灣、香港、泰國，繼日本之后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也出現了起飛，想想當年，很多香港人、臺灣人來大陸多牛啊，隨便拿點什么工業品，送你個照相機、卡式錄音機，大家就高興得不得了，感嘆這個東西真好。現在呢？給你可能你都不會要，但短缺經濟的年代，情況就是這個樣子。
亞洲四小龍之后，中國便開始加入了WTO，一旦中國進入WTO，就像我們文章里寫的，這是最大的財政政策，中國所有的產業部門，都開始跟世界市場接軌了，世界市場有資本的、有技術的、有產品的企業都到中國進行投資，正好中國還有很多廉價的勞動力，這些優勢結合在一起，中國經濟就起飛了。伴隨著這個過程，中國的進口也有了突飛猛進的改變。原來糧食是很難自給自足的，60年代的人都對饑餓有深刻的記憶，餓死過人，因此有點好吃的我們就拼命吃，所以60年代的人現在都有一個大肚子，就是這個原因。這個是饑餓造成的。
現在我們的糧食還沒有自給自足，而且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。所以，搞農業的人都有點悲觀，普遍認為農業是第一產業，沒什么太大出息，地方政府往往也是把農業看作是要壓縮的部門。實際上，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認識。14億人口的國家，第一產業根本滿足不了需求，以至于成為世界糧食的第一大進口國，這是巨大的風險，什么風險都沒這個風險大。所以，搞農業，搞第一產業的，就等吧，等待政策出現天翻地覆改變的那一刻，而那一刻你們一定能發財，到時候第二產業，第三產業，它們過去掙的錢都將源源不斷的輸送給第一產業。我曾經對東北的一些老前輩們講過，東北大米有一天可以賣到一百塊錢一斤，因為我們沒有這樣好的土地了，沒有這樣的勞動力了，技術方面也出現了斷代，轉基因的那些種子對中國的農業造成了很多問題，我們很有可能糧食進口排第一的帽子永遠都摘不掉了，我們永遠就得戴著這個帽子。那么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能夠自己生產一部分，它的前景無疑是非常樂觀的。只不過就是政策部門，看他們什么時候認識到這一點。
前段時間，中美貿易戰期間，大豆生產忽然一夜之間就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。政策補貼，要什么有什么，開足馬力去生產中國的大豆。實際上以前中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國，而且中國大豆的品質非常好，結果就是搞產業，搞技術，搞高科技，搞各種各樣的東西，唯獨沒搞的就是第一產業，就是農業。那么在這個背景下，中國的大豆生產早就不行了，相反，我們成為了世界大豆最大的進口國。所以，這種情況下，如何喂好14億張嘴，這個我都沒辦法去想象將來會出現什么樣的局面？這是個很大的問題。這些其實都跟短缺經濟有很大的關系，一旦出現調轉過來的局面，我們從短缺經濟走出來之后，什么都有了，什么產品都生產，到處都是中國制造，那么在這種情況下，搖身一變，我們變成了很多產品世界第一的出口國，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大部分產能處在了過剩狀態。
企業家都知道，很多政府官員都跟你談過到他們那兒投資，中國的市長只要一上任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視察，看看產業園區在哪？如果覺得產業園區搞得太少了，于是再畫兩個大圈。到處都是產業園區，每一個城市都是這樣，無一例外，別說省會城市了，就是到縣級城市，兩千多個縣級城市都有自己的產業園區。過去這些年，我們就是這樣鋪開去生產的，這么干，產能不過剩才怪呢。那么怎么辦呢？好，后來中國進入WTO了，我們能把大部分的產品，各個產業園區生產的產品大規模的出口世界市場，這樣中國制造就走向了全世界，分布于全世界了。
那么接著就出現了一個問題，你能靠這條路生財、發財，別人為什么不能這么干？難道全世界只有中國能這么干嗎？越南說，我也要走中國的改革之路。他走什么改革之路？他就是想復制中國的發展成就。你搞產業園區，我也搞產業園區，那么，比拼的就是資本和勞動力。這一比拼就壞了，在資本方面，中國的資金成本逐漸在上升，在座的各位都有體會，這幾年資金成本不停在上漲，我們的競爭優勢就下降了。那么勞動力的價格也在不停上漲，基本上，一百加五十，也就是工人工資收入一千塊錢，實際企業要花到1500塊錢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越南、柬埔寨、孟加拉等國家就有很大的優勢了，它們把資金、技術、企業都吸引到它們那里辦廠，因為它們那里的勞動力價格更便宜。當然，因此它們的資本會承受一定的通貨膨脹率，通常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往往都比較嚴重，差不多接近10%吧，甚至更高。
下面給大家講講加稅和減稅問題。今年全國“兩會”提出了一個很大的政策就是減稅，而且減的是增值稅，削減了三個百分點。毫無疑問，這一次減稅是中央和國務院下了很大決心的，否則，就只會減類似于農業稅那樣的稅了，不會一下動真格把增值稅，我們的財政部門的稅收主力切掉一大塊，這可是結結實實的切下一大塊。當然，很快，又出現了新的變化，就是說要出臺房地產稅。房地產稅是不是真的就會在今年出現，這個不一定，因為栗戰書委員長在全國人大透露出了很清晰的信號，他直接就這么講的，就是要解決房地產稅的問題。此后，政策方面的信號又出現了下降，出現了新的爭議和說法，是不是可以真的在2019年推出房地產稅，現在看依然有不確定性。
一個減稅，一個加稅，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什么東西？我們應該怎么思考這些問題？首先我們要看清楚的就是這里邊有一種均衡存在，就是我們在減稅的同時，我們在一些領域還要加稅，這樣才能取得一種均衡。均衡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為了穩定。這個穩定對中國是最意味深長的詞匯，為什么說它是意味深長的呢？我估計街道上老百姓的穩定不是大問題，我們有很多辦法讓他穩定，不穩定也能讓他穩定。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大問題，我覺得可能也不算大問題。真正的大問題是政治穩定，政治穩定是排第一位的穩定，你看中央的領導講話都提穩定，穩定這詞也包含很多內容，但是政治穩定是排第一位的。第二就是社會穩定，就是總體上看，我們要讓社會處在穩定的狀態，目前看一切都還可以，社會穩定做得還是不錯的。第三個穩定是干部隊伍的穩定。執政黨也好，國家的運轉也好，都要靠一支精英力量，靠一支干部隊伍來支撐，主要的資源也就掌握在他們手里，他們如果出現了不穩定，那麻煩了，天下大亂。所以這三個穩定才是至關重要的穩定。其他的穩定都跟它們有關系，或者通過它們之手可以實現穩定，所以其它穩定與這三個穩定不是同格的，是降一格的，其它穩定是可以被實現，被管理的。加稅和減稅牽扯到什么呢，就關系到這三個問題：政治穩定、社會穩定和干部隊伍的穩定。
大家注意到沒有，現在過緊日子的呼聲越來越多，報紙上在講，各級領導也在講。讓誰過緊日子？對，其實就是讓政府官員過緊日子。據說，各地政府削減財政開支，少的有30%，多的能到70%，這樣一來，基本上可以想象就別干什么了。緊日子過到這種程度，干部隊伍也是人啊，他們都有自己的抱負，都有自己的理想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正在充滿熱情的做事，做了好幾年的項目，一旦過緊日子，這些東西還能做嗎？肯定是做不了了。所以這個過緊日子的影響主要就是關系到政治、社會、干部這三個穩定。一旦這三個穩定出問題了，那么中國的影響就很大了。所以，為什么要講均衡，講權衡，有減稅就有加稅，關鍵就關系到這三個穩定。實際上，過緊日子，即便能夠過，究竟能夠過多長時間的緊日子，這也是大有疑問的。是不是真地能夠過緊日子，也存在疑問。這個不是說說而已的事，這是考驗人的事情。有的人、有的地方可以經受住這種考驗，但肯定還有的人和地方經受不了這種考驗，那可能干部隊伍就會流失。過去我們有過這樣的經歷，上世紀90年代就有大量的干部隊伍流失出來，很多企業家就是這樣出來做生意的。再往前推的話就是“利改稅”那個時期還流失了一大批，所以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，曾經出現過幾次干部隊伍的流失，結果導致了干部隊伍的穩定性出現了問題。所以，這個緊日子究竟能過多長時間，這是有疑問的。如果很短，說說而已，一晃而過，那財政又處于混亂狀態，一方面沒錢，一方面還過不了緊日子，那這又是個什么樣的結局？那么接著就再發錢，那就需要采取別的措施，這個措施我們稱之為“大放水”。
大放水的詞匯咱們就私下講講，因為大放水這三個字我已經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了。當年又是我提出來的，我是在十八大之后研究了形勢的發展變化，可能需要大放水才能解決問題。但是很多學院派的學者們很反對，他們的依據是西方的經典經濟學，尤其是在特朗普執政之后，他采取的也是減稅措施，所以很多學院派的教授，學生們都在談減稅，說減稅是最好的，對債務等等都有好處，理論上講是這樣，這個沒什么錯誤。但是，現實當中，這個問題很大，比如說削減增值稅，它的目的是推動企業進一步的生產，讓企業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，剛才跟大家講了，現在是過度生產狀態，你生產了這么多的產品，你賣給誰？你有沒有越來越大的市場空間，這個時候大家缺的實際上不是錢，資金成本當然高，但與資金成本比較起來，大家更缺的是市場空間。如果顧客排隊購買你的產品或服務，哪怕利薄一點，起碼你活得還很好，還很愉快，但如果沒有人買你的產品和服務，沒有這樣大的市場空間，給你很多錢讓你生產，你敢生產嗎？生產出來的東西賣給誰？放在庫房里，變成債務？讓別人天天追著你要錢嗎。這種局面是沒法再接受的。所以，關鍵的是要想辦法打開市場空間，要釋放出市場空間，所以我們才談要改革，只有改革能夠釋放市場空間，釋放出市場空間了民營企業才有活力，就是這樣。真正的核心問題就是市場空間。
所以，我們評估政策，很簡單就可以辨識清楚，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擴大市場空間，凡是有助于擴大市場空間的政策就是好的，就是大家真正需要的政策。從這個角度，我們看減稅就是這樣一個問題，減稅并沒有帶來市場空間的釋放。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中美貿易戰的問題，我們不但沒有擴大市場空間，反而在被壓縮，過去能出口的現在還出口不了了，過去能賣的現在還賣不動了，處在這樣一個被擠壓的狀態，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大問題。
（摘自安邦智庫）
